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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95章处子之身（第2页）

今人恐怕也没有此等气魄：浮躁混乱的生活，竟被说得如此理直气壮，言之凿凿。

时间来到贞观初期。

李世民是一个好皇帝，却不是一个好诗人。他的文治武功，令隋炀帝汗颜；但其文采，却能被隋炀帝反杀。

杨广能写出诸如，“萧萧秋风起，悠悠行万里”，肃杀之气的诗篇；而李世民的代表诗句：“濛柳添丝密，含吹织空罗”，依旧带着莺歌燕舞的六朝柔和气息。

至于那句，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”，诗歌本来颇具气度，经由后世豪侠小说的传播，变得更像说书先生口中的定场诗。

“大唐盛世的不合作者”

李世民的诗歌气度，无法比肩于杨广，他却能把国家治理得有声有色。

文化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。国家强盛之时，皇帝便要修书，中国二十四部正史，李世民修编了其中之六。

文艺类的书籍，太宗时期也撰修过不少。单一部《文思博要》，全书煌煌1200卷，诸位莫要嫌多，这还仅是一部书而已。

“网罗百家，并包六艺”，是李世民追求的终极目标。如此，文学作品渐渐被学术所同化，堆砌成为诗歌的表现手法。

文采之于学士，恰如美色之于妇人，才子与美人，皆是为取悦君王而生。

这个时期的文人，博览天下之书，却又不解其意。譬如李善，乃是太宗时期著名学者，他读书很多，学贯古今，被人称作“书柜”。

李善不善属文，专注注释，注解《文选》时，“释其事而忘其意”。

这类读书人，存在的目的，充当皇帝的移动硬盘罢了。

史书对李善的评价是，“淹贯古今，不能属辞”。诚如斯言。

国家昌盛，君臣契合，政治清明，生活也愈发奢靡讲究。宰相褚遂良修习书法时，非精笔佳墨，则不肯写字。

太宗时期的诗歌，滥施声色，内容空洞。其萎靡的诗风，比之于前朝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此时，尚存一息清醒意识的，竟只有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。

上官仪得势后，开创绮错婉媚的诗风，诗歌终于沦为粉饰太平的工具，而上官仪本人，亦深陷形式主义的旋涡，不能自拔。

他提出所谓“六对”、“八对”理论，以做对联的方法写诗。上官仪们不是在写诗，做文字游戏罢了。

好在还有四位卓绝的才俊，他们是灼灼盛世的不合作者。四人不能忍受这种温软，他们高高举起，反抗的义旗。

“悲情的四杰”

对主流文化的抗逆，最稳妥的方式，是作不动声色的反对。四人显然不这样认为，他们反抗的手段，更加壮怀激烈。

纵然喜好萎靡诗风的，是当朝的皇帝，他们也在所不辞。

反对我所反对的，赞美我所赞美的，如此而已。

四人于诗赋中放纵，同时也意味着，他们再难取得，俗世的功名。

有个叫李敬玄的人，惊异于四人的文采，遂将他们举荐给名将裴行俭。

裴行俭通阴阳，晓算术，深谙鉴人之术。他看罢四人履历，徐徐说出八个字：“才名有之，爵禄盖寡。”

裴将军的意思是，四人才气太盛，浮躁浅露，不配享有功名利禄。裴行俭继续说道：“四人中的三个，皆没有好的前程。只有那个姓杨的，沉静内敛，他能做到长令。”

裴行俭所不知的是，就是这个杨姓才子，发出了声讨靡靡之音的最强音。他讽刺众人的诗歌曰：“骨气都尽，刚健不闻。”

四人果然有天纵之才，他们取得的成绩，也是有目共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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